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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“让洋人代征关税，这不是丧权辱国吗！”

    “可制台大人和巡抚大人也没别的办法，何况让洋人代征有让洋人代征的好处。”

    “什么好处？”

    任钰儿无奈地说：“据我所知，以前课多少关税就是一笔糊涂账，给朝廷上缴多少关税，看兼任江海关监督的道台大人心情。要是心情好，就多上缴一点。要是心情不好就少，有几年甚至一两关税也没上缴，居然还留下十几万两亏空。

    洋人代征就不一样了，自咸丰三年刘丽川等天地会余孽犯上作乱占据上海，到去年克复，洋人把持的税务司竟帮着代征了七十多万两，并且一笔一笔有账可查。朝廷急着用银子，干脆就这么让洋人接着代征。”

    想到千里为官只为财，那些个税官才不会跟洋人这般“清廉”，余青槐哭笑不得地说：“居然有这样的事，想想真荒唐。”

    “荒唐的事多着呢，您在这儿住几天就习惯了。”

    “那你孤身在这儿以何为生计？”

    “四哥出资修建的会馆不但有几时间客房，还有十几个铺面，光房钱和租金就够我生活了。”任钰儿嘴上虽这么说，心中却暗想别看我是一介女流，但跟朝廷命官一样有官俸，帮着“厚谊堂”打探洋人的消息，“厚谊堂”不但每个月给五十两俸银，要是打探到十万火急的军情，额外还有赏。

    余青槐不明所以，想想又好奇地问：“这么说苏觉明光领官俸不用做事？”

    “差不多，他这日子过得不知道有多滋润，每天不是去已革上海道吴健彰入股的旗昌洋行喝茶，就是去跟‘船王’郁泰峰等本地士绅商贾吃酒，每天都是早出晚归，真叫个醉生梦死。”

    余青槐半开玩笑地说：“早晓得连他都能混着一官半职，那会儿我真应该跟千里一道去京城投奔韩老爷。”

    “余老爷真会说话。”

    “不开玩笑了，钰儿，你刚才说得那个‘船王’，究竟有没有通匪？”

    “这话怎么说呢，刘丽川等乱党占着县城时，以他家在城里的产业要挟，而他又不忍看着城里的百姓活活饿死，确实往城里偷运了点粮。不过后来那二十万两他也没白捐，朝廷不但赏他二品顶带，还赏了他个盐运使衔。他就这么摇身一变为红顶商人，家里多了两块‘回避’、‘肃静’的牌子，据说每次出门时便让家人扛着牌子在前头吆喝开道，他坐在轿子里好不威风。”

    任钰儿笑了笑，又说道：“此外，皇上还恩准了两江总督和江苏学政所奏，给上海县增加了十名文童生和九名武童生的永额，松江府每年也多取文、武童各十名，拢共总新增三十九名，上海乃至松江府士林交口称赞，谁也不敢再说他的不是。”

    “说来说去不管犯多大的事，最后是钱犯法！”

    “您说得是，现而今只要有钱，还真没办不成的事。”

    任钰儿起身走到书柜前，取来两块银元，轻轻放到余青槐面前：“余老爷，您瞧瞧，这便是郁泰峰刚联合本地的几个商人，经制台大人和巡抚大人首肯，用洋人的机器铸造的银元，这枚是一两的，这枚是半两的。”

    看着一面铸有“咸丰六年上海县号商郁森足纹银饼”，另一面铸有“朱源裕监倾曹平实重五钱银匠王寿造”的银元，余青槐感叹道：“要是换作别人，私铸银钱那是要掉脑袋的！”

    “他这不算私铸，”任钰儿笑了笑，又若有所思地说：“不过我看他这买卖也做不久，铸造得太粗糙，很容易被人仿铸，一旦被人仿铸，仿铸的时候再掺点假，到时候就没人敢收敢用他的银元了。”

    “这倒是。”

    正说着，苏觉明火急火燎地赶来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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